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到他自己锒铛入狱，陈晓是他提拔的董事长，陈晓利用董事会的权力，越过股东大会作了很多事，这下让黄光裕在监狱里大概肠子都悔青了
今天我们已不能指望，继续拒绝制度考量的宏观经济分析还能提供可靠的分析与推测。进入专题： 制度变量 货币 物价 。
1885年，他发表了一部《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不但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区别，用图示说明人们之间的金钱流通，还提出了货币数量方程。证据之一，是上引纽康教授1885年的原著，是把货币数量公式定名为 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的。这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数量方程里的Q（商品劳务）分为两部分来处理，其一是正常的商品劳务，即花费了货币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其二是新加的商品劳务，即原本不在市场之中、未花费货币成本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上周本专栏介绍易纲的论文，就是用1978-1992年的中国数据，验证了货币化进程怎样增加货币的需求，从而解释了中国的广义货币超过GNP增长与CPI增长之和的货币之谜。学问史说，厘定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概念、推敲其逻辑以及阐释理论的行为含义，是费雪在1909年以后完成的。
不论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变现出来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进入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度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如此改写的货币方程也有清楚的含义：给定货币量和货币周转率，价格水平与新增商品劳务的量成反比。规模较小、技术偏低，但适应市场需求的企业可以有很强的竞争力。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领域传统上大多有行业集中度较高的特点，但随着技术进步、全球化、竞争机制和政策的改进，可竞争的范围和程度都有所增加。在这一阶段，以工业为主、重工业占较大比重的产业结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对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高需求的格局仍将持续。首先，资源环境成本的完全化和较大程度的市场化，将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所有企业按照新的尺度调整投入产出结构，实现绿色转型。显然，我们对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都应该有一个大的转变：不能仅看成是被动地应付外部压力，而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通过一个不太长时间的努力，力争达到如下目标：价格和财税关系基本理顺。另一方面，设计新价格机制时，对促进节能减排、缓解收入分配矛盾应更具针对性。
同样重要的是，新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技术进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能够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体制机制、物质技术和财力上的必要支持。于是结构调整的基本手段就成了压小上大。推进价格改革，一方面要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相适应，避免或减少不利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使能源资源产品的可交易性大大提高。
如果说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在高速增长期尚能维持，一旦转入中低增长期，其实质性转变势在必行。例如，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石油、煤炭、铁矿石等基础能源和资源产品事实上都处在全球市场体系之中，即使以某种方式对国内外市场隔开，也无法避免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理顺内需和外需、储蓄和消费等重要经济关系，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人为改变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压低工业比重，既不合理，空间也不大。
进入 刘世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发展 资源环境约束 。由于资源价格上升，加上劳动力等其他要素的成本上升，我国经济将长期面对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
资源价格改革与放宽准入、鼓励竞争的关系。结构调整意味着优胜劣汰，要求鼓励先进，淘汰落后。
此外，给低收入阶层以直接补贴，也是缓解价格改革冲击的选择之一，其好处是所谓的花钱买机制。认识问题、态度问题解决了，挑战就会转为机遇。而近年来碳交易市场的兴起，则是信息技术、交易技术和政府管制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曾一度下降到6%左右，伴随的状况是企业利润急剧减少，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失业问题突出。因此，价格改革应当与必要的放宽准入改革相配合。过度消耗和污染既可能出现在小企业，也可能出现在中型和大型企业。
在大小企业的关系上，应倡导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达标的前提下以大带小，大小结合，共同发展。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很容易与发展中小企业的政策导向相冲突。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连续4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尚无先例。如阶梯式价格，在保持消费者生活必需部分较低价格的基础上，应主要针对超额消费部分提价，使之兼顾发挥价格积极作用和减缓对普通居民冲击的双重功能，这比较适用于水、电、燃气等日常消费品。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碳排放交易而发展起来的配额-交易（cap-trade）机制。更重要的是，在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创新的全球竞争中，中国可以利用自身在技术准备、市场潜力、产业配套的有利条件赢得先机。
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我们参与这场竞争的主动性和及时性。价格改革与社会承受力的关系我国目前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推进阶段。以破解资源环境难题为重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因扭曲而偏低的资源价格回到合理水平，要求部分由社会承担的环境损害成本内部化为企业成本，要求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环境保护上有更多投入，这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成本，某些以往由于资源环境价格扭曲和体制漏洞而占便宜过多的企业可能出现经营困难，甚至被淘汰。
推进价格改革，一方面要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相适应，避免或减少不利影响。绿色消费文化逐步形成。
但在界定先进和落后时，一种相当普遍的尺度是规模大小和技术高低，经常还将高消耗、高污染与小企业挂钩。不是仅增加生产经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带动降低成本、新增盈利的创新。
政策法规架构和标准体系初步确立。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碳排放交易而发展起来的配额-交易（cap-trade）机制。
这次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形成倒逼机制的难得契机。相反，规模大、技术档次高的企业也可能陷入经营困境。如果说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在高速增长期尚能维持，一旦转入中低增长期，其实质性转变势在必行。深化改革，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有正确的战略，需要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尤其是需要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形成有利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为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在更长一个时期内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在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的竞争而使在位者不敢懈怠。
同时应认识到，这些挑战中包含的机遇更多。责任和考核评价体系趋于完善。
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承受能力，价格调整后对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就成为价格改革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过度消耗和污染既可能出现在小企业，也可能出现在中型和大型企业。
